股票推荐,今日牛股,短线股票推荐,明日股票推荐,热门板块分析/每日精选A股潜力牛股，覆盖短线爆发股与长线价值股，附技术图形、资金动向与题材热点分析，助您提前抓住风口，精准进场！公告显示，北辰实业预计2025年上半年净利润亏损15.10亿元至18.70亿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亏损15.30亿元至19亿元，期末现金余额约为74亿元。

　　7月14日，*ST松发（603268.SH）正式发布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8亿元至7亿元，同比实现大幅扭亏为盈。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总部位于广东省潮州市，曾是国内知名的日用陶瓷制品制造商，产品涵盖家庭用瓷、酒店用瓷及陶瓷酒瓶等多个领域。然而，受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和市场需求萎缩的影响，公司陶瓷业务近年来面临严峻挑战。

　　数据显示，2024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75亿元，同比增长33.34%，但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仍亏损7664.24万元。公司在财报中表示，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延续和国内消费降级的大环境下，重点致力于国内市场的开拓，同比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特别是定制渠道增长明显。通过对产品创新设计及产能的提升，产品成本相对下降，毛利率同比提升5.17%。管理费用下降、商誉减值准备计提减少、研发费用和国内市场推广及服务费用增加，虽同比减亏，但仍然未能扭亏为盈。

　　尽管通过战略调整和市场拓展，公司陶瓷主业营收有所增长，但整体盈利能力仍未得到根本性改善，连续多年亏损。2025年4月29日，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ST）。

　　面对传统业务的困境，*ST松发决定通过重大资产重组寻求突破。2024年12月1日，公司披露了发行股份购买恒力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力重工”）100%股权的交易草案，拟通过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的方式，置出原有陶瓷业务相关资产，同时置入恒力重工的船舶及高端装备制造业务。

　　恒力重工成立于2022年7月，是恒力集团旗下专注于船舶制造及高端装备制造的企业。公司具备散货船、油轮、集装箱船及气体运输船等高端船舶的生产制造能力，致力于打造世界一流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船舶制造基地。据中国证券报消息，根据行业公开数据，2023年，恒力重工新接订单数量已位居中国第六、全球第九。恒力重工还获得了MAN发动机授权，成为行业内为数不多能自主生产船用发动机的造船企业。

　　2025年5月，重组相关标的的交割事宜顺利完成，恒力重工正式成为*ST松发的全资子公司，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的相关规定，置入资产恒力重工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计入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此次重组不仅使公司总资产规模增至188.73亿元，更实现了业务结构的根本性转变，从传统陶瓷制造企业跃升为船舶及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根据双方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2025年度、2026年度及2027年度，恒力重工累计实现的扣非净利润不低于48亿元，上市公司业绩将在交易完成后得到显著提升。

　　近年来，全球造船业的三大核心指标（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完工量）整体呈现出稳步增长态势，标志着造船行业正处于需求旺盛、景气上行的初期阶段，为整个造船领域开辟了极为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据克拉克森研究数据，截至2025年5月28日，恒力重工手持订单1795万DWT（载重吨）、442万CGT（修正总吨）。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1至4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分别达到1532万载重吨、3069万载重吨和22978万载重吨，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49.9%、67.6%和64.3%，主要造船指标仍保持全球第一。

　　截至7月14日收盘，*ST松发股价报46.20元，较前一交易日上涨5.00%（+2.20元），总市值398.10亿元。

　　7月13日晚，宇信科技（300674.SZ）发布7月10日—11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中金资管、平安证券、广发证券等数十家机构参与调研。宇信科技公司董事会秘书周帆与投资者关系经理钟雷表示，宇信科技已在稳定币的发行、支付及金融创新层面展开系统性布局，计划通过技术支撑与解决方案输出助力新型资产端与流通端发展。

　　此次调研是宇信科技今年以来第18次披露投资者活动记录。在近期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中，宇信科技强调，稳定币业务与其全球化战略高度契合，这一动向与近期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国资委等政策层面对数字货币的探索形成呼应，显示金融科技企业对稳定币生态的参与已从技术层面向业务落地加速渗透。

　　近期国内政策层面释放的信号为稳定币发展提供了明确导向。7月10日，上海市国资委党委召开中心组学习会，围绕加密货币与稳定币的发展趋势及应对策略开展学习。上海市国资委党委书记贺青指出，要坚持创新驱动、保持对新兴技术的敏锐感知，加强对数字货币的研究探索。探索区块链技术在跨境贸易、供应链金融、资产数字化等领域的运用。

　　6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在陆家嘴论坛上宣布在上海实施八项金融开放政策，包括设立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探索区块链跨境支付试点等。这些政策的核心目标是通过数字人民币与稳定币的协同，构建“主权信用+市场化补充”的双层架构，以应对全球美元稳定币的挑战。

　　香港市场的行动则更为积极，《稳定币条例》将于8月1日正式生效。2024年，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启动了“稳定币发行人沙盒”计划。根据沙盒的首批记录，共有五家机构参与。其中，京东币链科技致力于开发港元稳定币JD-HKD。其应用场景主要集中于跨境支付和供应链金融领域，技术基础构建在京东自有的JD Chain区块链平台之上。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于2025年6月23日公开表示，香港《稳定币条例》预计将于同年8月1日正式生效。条例生效后，香港金管局将开始受理相关稳定币牌照的申请。

　　蚂蚁数科与蚂蚁国际均表达了在香港申请稳定币牌照的意向。其中，蚂蚁数科已将其全球总部设于香港，并已完成监管沙箱下的先行试点工作。蚂蚁国际则计划在《稳定币条例》于8月1日生效后，尽快提交牌照申请，同时正在加速在全球财资管理领域的投资与合作拓展。

　　周帆、钟雷在7月10日—11日投资者关系活动上表示，宇信科技致力于打造创新的商业模式，特别是在海外业务领域。基于现有的创新运营经验，宇信科技将通过多元化产品组合实现业务落地，不仅能确保与客户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更能创造双向价值。“运营+产品” 的综合服务模式将成为公司未来重点发展的战略方向，而不仅仅是单一的产品解决方案。

　　在稳定币的发行环节，实现银行体系与稳定币体系之间的互联互通是关键。宇信科技基于其服务超过1000家金融机构的丰富经验，将重点攻克银行体系与稳定币体系互联互通的技术与业务难题。

　　在稳定币支付场景的建设方面，宇信科技不仅能够提供系统嵌入和产品嵌套的技术支持，还能够为合作方提供运营层面的赋能。此外，公司将利用现有的海外业务布局，推动跨境支付生态与当地零售场景的整合。

　　当前的市场机遇与宇信科技的海外发展战略高度一致。公司计划根据生态系统的实际需求，整合区块链技术、专业人才及具体应用场景。特别是在代币化债券和现实世界资产（RWA）领域，宇信科技将发挥其在信贷业务方面的既有优势，深入研究相关资产的代币化实施方案。RWA作为一种创新的信贷表现形式，为供应链金融等相关领域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宇信科技拥有十余年在行业领先的信贷服务经验，覆盖了对公信贷、零售信贷及互联网信贷的全业务体系，已建立起成熟的生态运营能力。公司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帮助金融机构客户扩大业务规模，并依据服务规模收取科技服务费的商业模式，已在传统信贷领域得到了实践验证，证明了联合运营模式的有效性。

　　华安证券研究报告显示，稳定币产业链可带来金融IT及拥有稳定受益资产企业的景气。宇信科技等机构正在受益之列。

　　稳定币的兴起折射出全球金融体系对效率与信任机制的重构需求。宇信科技的布局本质上是将中国金融IT企业在系统稳定性、复杂业务处理上的能力迁移至新赛道。然而，稳定币市场仍处于发展初期，面临着政策、技术、市场等多方面的不确定性。

　　稳定币的发展将为金融行业带来新的机遇，但也需要行业参与者共同努力，推动稳定币生态的健康发展。宇信科技在稳定币领域的布局，不仅为其自身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也为整个金融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在未来的发展中，稳定币能否真正实现其潜力，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中信建投证券应瑛认为，稳定币作为连接传统金融与加密世界的核心桥梁，在“革旧鼎新”中，数字资产生态有望加速走向繁荣。经过10余年发展，稳定币已经逐步从“野蛮发展”阶段，正式迈进合规发展新阶段，对传统金融体系而言既是机遇、亦是挑战。在机遇层面，稳定币基于区块链技术，大幅提升跨境支付效率，拓宽金融普惠边范围，加速去中心化金融（DeFi），以及RWA等金融市场创新，并潜移默化地重塑国际货币格局。但挑战亦随之而来，金融监管需应对技术风险与合规难题，传统金融机构则面临业务冲击与转型压力。

　　7月14日，鸿蒙智行旗下第五大品牌“尚界”正式发布首款车型H5官图，定位中型智能SUV（15-25万元），将于今年秋季上市。新车由华为与上汽集团联合投入60亿元、组建超5000人团队打造，搭载华为乾崑ADS 4.0高阶智驾系统，首次将问界M9同款192线万级市场，余承东称其为“天花板级体验”，实现华为智驾技术从百万豪车到主流车型的“科技平权”。

　　7月14日，吉利控股集团发布上半年销量数据：1-6月全球总销量达193.17万辆，同比增长30%，其中新能源车型销量突破百万达100.15万辆，同比激增73%，渗透率提升至52%；旗下子公司吉利汽车控股销量领跑达140.92万辆（同比+47%），新能源占比51.4%，基于超预期表现，集团将全年目标由271万辆上调至300万辆；多品牌协同发力，银河系列销量54.84万辆（同比+232%），领克海外出口破万成出海标杆，极氪交付9.07万辆创豪华纯电品牌最快50万辆达成纪录。

　　2025年上半年，E20环境平台固废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潘功调研了20余家垃圾焚烧厂，发现其中三分之二的企业面临垃圾供给不足的问题。

　　今年四月份，他参观的一个垃圾焚烧厂在建成四年间负荷率仅为60%左右，主要原因是当初设计规划超前以及周边新厂分流。目前该垃圾焚烧厂已准备焚烧部分政府协调的一般工业固废，同时也开始积极探索为周边工业企业供热。

　　中国在20年间完成了从“垃圾围城”到“垃圾荒”的转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数据显示：2005—2023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处理占比从85.2%降至7.5%，焚烧处理比例从9.8%升至82.5%，无害化处理能力从3.3万吨/日增至86.18万吨/日，垃圾焚烧厂从67座增至1010家。

　　但另一方面，垃圾焚烧厂“产能过剩”的情况也开始出现。E20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近两年，国内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平均产能利用率为60%左右。“垃圾不够烧”是如何发生的？

　　一名垃圾焚烧厂负责人表示，过去多年，中国已实现城市和县区垃圾焚烧厂全覆盖，从“垃圾围城”到“产能过剩”，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在设计规划时为未来留有大量冗余，但后续垃圾产生量暂时没有达到预期，而垃圾的产生跟经济活动的活跃度有关；二是垃圾分类后，厨余垃圾被分走，影响了垃圾产生的数量。

　　上述焚烧厂负责人告诉经济观察报：“全国垃圾焚烧厂从最初的一百多座增加到如今的一千多座，增速很快。疫情后，‘垃圾不够烧’的现象尤为明显。就未来趋势看，在垃圾供给减少、国补退坡等因素影响下，焚烧厂必须向多元化经营转型，例如提供蒸汽、热水，或协同处理污泥等。”

　　垃圾焚烧行业也在发生改变。潘功认为，中国垃圾焚烧行业无论是技术和成本，还是运营经验和投资能力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具备了拓展海外市场的优势。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垃圾焚烧企业以不同形式参与的海外垃圾焚烧项目已超过80个。

　　中华环保联合会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5月底，中国企业参与海外垃圾焚烧项目（含已签约）达79座，项目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南美洲、北美洲。

　　垃圾处理流程复杂，垃圾从居民小区运出后，需经垃圾站、中转站，最终才抵达焚烧厂。

　　小区物业通常会用物业费雇佣第三方完成垃圾分类和回收。回收后，垃圾被运往中转站，经压缩设备脱水后装入集装箱，再送至焚烧厂进行焚烧。

　　到达焚烧厂后，垃圾会被用来焚烧发电。焚烧后的垃圾大约能遗留20%的废渣，以100吨垃圾计算，剩余的20吨垃圾废渣中含有银、镍、锰、锡之类的金属，提纯后价值大约等于1克黄金，这部分废渣属于一般固废，可以卖给收渣的企业。

　　上述垃圾焚烧厂负责人感觉，自从疫情后，垃圾的供给就开始不足。其所在的厂子产能利用率还维持在70%左右，他了解到一些同行，比如华北一些数千吨以上的大型垃圾焚烧厂，利用率基本只有60%。某龙头上市公司在华北的大型垃圾焚烧厂，现在承包了一个省的垃圾焚烧工作，但饶是这样，垃圾焚烧厂利用率也只有60%左右。

　　研究机构发现，2016年至2024年，全国垃圾的单日焚烧能力从23.8万吨飙升至115.5万吨。全国2172座垃圾焚烧炉中，行业平均负荷率不足60%，40%产能处于闲置状态。其中5%的炉子（107座）在2024年停运超过半年，陷入“无垃圾可烧”的闲置状态。

　　2021年7月，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在督察河南时反馈：“全省34座现役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中，7座运行负荷不足 80%，部分负荷仅50%。”

　　中国部分拥有垃圾焚烧项目的上市公司也在公开信息中提及类似动向。比如，3月25日，光大环境（发布2024年全年业绩报告，光大环境执行董事兼董事会主席王思联称，随着垃圾量缺口、环保产业供需错配等问题的出现，公司需要从toG（政府）向toC（个人用户）和toB（企业）转变，使客户群体更加多元，在多元化的市场环境中寻求破局点和新增点。

　　陕西渭南市生态环境局官网显示，2024年，渭南市有生活垃圾处理设施8座，其中垃圾焚烧厂4座。以位于该市的光大环保能源（富平）有限公司的焚烧厂为例，该厂设计处理能力为21.9万吨/年，去年实际处理量仅5.373万吨，产能利用率24%。

　　在潘功看来，垃圾供给不足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垃圾焚烧厂建设过度，几乎县县建厂，导致供给失衡；二是行业对未来人口和垃圾量的增长预期过于乐观；三是国内人均垃圾产生量并未提升，仍明显低于国际发达水平。

　　记者了解到，某城市在规划垃圾焚烧厂时，预估该地较大的一个文旅项目每日将产生30吨至50吨垃圾（假设年接待量为两千万人次）。但该文旅项目投运后，实际每年游客量仅在1千万人次，垃圾量低于预期，原规划的二期垃圾焚烧项目只能草草下马。

　　按照“十四五”规划，到2025年底，全国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到80万吨/日左右。据生态环境部例行发布会公布的数据，截至2024年10月，中国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已经达到约111万吨/日，远超“十四五”规划目标。

　　此外，多位采访对象提及，垃圾分类的推进也是焚烧厂缺少垃圾的原因之一。垃圾分类后，湿垃圾必须经厌氧发酵和干湿分离后，再送焚烧厂。一些大城市的垃圾中，三成左右为厨余垃圾，这三成垃圾最后只有四分之一成为可焚烧的垃圾。还有很多企业进入细分的垃圾分类领域，比如服装、废纸、塑料等，这些企业把高价值的垃圾提前回收后，垃圾焚烧厂能获得的垃圾就更少了。

　　2024年9月广州市白云区政府网站公布的《广州市兴丰应急填埋场存量垃圾开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公示》提出，对兴丰应急填埋场第一填埋区及第一、二填埋区联合堆高部分进行开挖，预计开挖存量垃圾总量约350万立方米。

　　《广州市兴丰应急填埋场存量垃圾开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到，随着2022年下半年五个资源热力电厂二期项目的全部投产，全市生活垃圾焚烧能力达到3万吨/日。根据对广州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的预测，全市垃圾处理能力在2022年下半年到2030年将有较大富余，因此可充分利用广州市资源热力电厂的焚烧富余能力，对开挖的存量垃圾进行焚烧资源化利用。浙江金华为获取垃圾，也计划用3年—4年时间开挖此前填埋的26万吨陈腐垃圾。

　　E20总经理薛涛认为，近年新建的垃圾填埋场很少，而旧垃圾埋了5年之后会熟化，垃圾热值含量低且渣土含量很高。因此，存量垃圾填埋场的处置成本非常高。

　　中国焚烧厂的建设热情与政府的推动有关，中国于1985年首次引进垃圾焚烧热电技术，本世纪初对垃圾焚烧行业开放了特许经营模式，之后又针对垃圾焚烧发电实施财政补贴。

　　实际上，大部分焚烧厂的运营都有赖于中央财政、地方财政两部分补贴。中国的垃圾焚烧厂收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垃圾焚烧发电带来的收入，发电收入中一部分来自国补；另一部分则是垃圾处置费，一般由地方政府支付。

　　上述垃圾焚烧厂负责人称，一般垃圾焚烧电厂的收入，电费收入能占到三分之二左右，垃圾处置费为三分之一。

　　201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完善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该通知要求：“以生活垃圾为原料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均先按其入厂垃圾处理量折算成上网电量进行结算，每吨生活垃圾折算上网电量暂定为280千瓦时，并执行全国统一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0.65元；其余上网电量执行当地同类燃煤发电机组上网电价。”

　　这意味着，如果基本电价不足0.65元/千瓦时，国家会给予补贴，保障焚烧厂收益，也就是俗称的“国补”。

　　但“426号文”出台后，情况发生变化。该文指2020年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其中规定，生物质发电项目自并网之日起满15年后，无论是否达到全生命周期补贴电量，均不再享受中央财政补贴；垃圾焚烧发电属于生物质发电。

　　一名不久前筹建过某垃圾焚烧项目的负责人说：“这也导致社会资本在投资垃圾焚烧厂时，会考虑补贴退坡对收入和利润的影响。电费收入受到影响，垃圾焚烧厂就要从垃圾处置费中找补回来。垃圾处置费的提高，加大了地方财政的开支压力。但当前地方财政本身就面临较大压力，所以未来一些地区可能会考虑提高使用者付费的金额。”

　　使用者付费，即城市居民付费。上述垃圾焚烧厂负责人说，现在除居民不愿意提价外，整个产业链都希望提价。

　　上述筹建过某垃圾焚烧项目的负责人刚刚运营了某地一个垃圾焚烧厂项目。最早该城市主要采用填埋的方式处理垃圾，在建设一期、二期填埋项目后，依然满足不了需求，于是开始将该县区产生的生活垃圾，用车辆运送到隔壁县区的垃圾焚烧厂处理，政府按吨支付垃圾处置费。

　　由于既要支付运费，又要支付垃圾处置费，该县区政府决定自建焚烧厂。随后，政府核算成本并寻找社会资本，同时设定价格上限：付给焚烧厂的处置费不得高于此前付给邻县的处置费与运费之和。最终，项目核定的垃圾处置费约100元/吨，比原先五六十元的标准大幅提高。

　　记者也了解到，在“426号文”出台前，垃圾焚烧厂向地方政府收取的垃圾处置费每吨普遍在六七十元。但“426号文”出台后，垃圾处置费已达每吨百元左右，有的地区甚至能达到150元。

　　上述负责人说，一个三口之家一年大约能产生一吨垃圾，一年一户家庭大概要支付数十元的垃圾处置费，非居民部门每吨垃圾每年支付200元至300元垃圾处理费。以此计算，一个拥有2万户左右的县区，一年从居民和商业等非居民部门能收取200万—300万元左右垃圾处置费，但每年地方财政给垃圾焚烧厂的补贴资金能达到千万元以上。

　　潘功认为，国补退坡是行业发展进入成熟阶段的必然趋势。在这个阶段，新建项目的收益构成会发生一定变化，焚烧电厂的生存发展更依赖于自身的经济效益。他建议，垃圾处理价格也应该向更健康的区间上浮。

　　潘功说：“当垃圾供给不足、国补退坡的压力高悬，垃圾焚烧厂还需要不断扩大市场范围，扩展供热供气等新的业务。”

　　经济观察网讯日前，宁波金融监管局官网公布了对宁波市两会相关提案建议的的答复，其中一份关于推进宁波市特殊需要信托发展的建议由宁波市人大代表、昆仑信托董事长王峥嵘提出。

　　该建议从多维度提出系统性建议，旨在破解特殊困难群体金融服务难题，宁波金融监管局联合宁波市司法局、税务局、民政局等多部门作出答复，并明确下一步政策落地举措，为特殊需要信托发展注入新动能。根据答复意见，王峥嵘从服务网络构建、社会认知提升、政策机制创新等维度提出六大建议：

　　一、引导多方参与。鼓励政府部门、公益组织、信托公司、律所和社区服务机构共同构建特殊需要信托的服务网络。

　　二、加大宣传力度。向各级政府部门，特别是民政部门和司法部门、社会公众普及特殊需要信托的理念、运作模式和政策优势。

　　三、建立跨部门合作机制。在民政、财政、司法等部门之间建立常态化的沟通协调机制。

　　四、政策支持与引导。建议市政府出台针对特殊需要信托的扶持政策，对于特需家庭转移到信托专户的不动产等实行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等。实施财政支持或发动社会力量设立慈善信托支持。

　　五、完善评估机制。对符合条件的困难人群进行精准识别，通过建立多维度的评估体系，确保补贴政策的公平性与有效性。

　　对此，宁波金融监管局回应称，高度重视特殊困难群体的金融服务工作，持续推动辖内银行业保险业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提升特殊困难群体的获得感。持续督促信托公司发力慈善信托，提升资金筹集能力、过程监控能力和受益人管理能力，加强资金支出和费用管理，加大慈善活动和资金使用的监督力度；加强风险防控，保障慈善信托稳健发展。

　　下一步，宁波金融监管局将继续打造多方参与的特殊需要信托服务网络，并协同落实《慈善事业促进条例》相关要求。

　　在财税支持方面，宁波金融监管局答复称，特需家庭不动产转移至信托专户需依法缴纳增值税、土地增值税等六类税种，但符合条件者可享受减免税政策。监管部门表示将持续向上反映行业诉求，推动优惠政策落地。

　　值得关注的是，昆仑信托近期在慈善信托领域实现创新突破。今年7月初，昆仑信托完成全国首单股权慈善信托财产登记——“昆仑信托·德润恩吉欧社会组织会计能力教育慈善信托”，该项目初始委托人为陕西恩吉欧财务咨询有限公司，交付其所持有的“杭州财域高质控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81810元有限合伙份额，该慈善信托将联合中国慈善联合会等机构，共同开展《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新制度培训，支持社会组织的会计能力提升。

　　作为行业先行者，昆仑信托近年持续深化转型。2024年度报告显示，全年实现净利润2269.47万元，成功扭转连续两年亏损局面；营业收入同比激增219%至6.8亿元，管理资产规模突破3400亿元，较年初增长33%。这家成立于1986年的老牌信托机构，凭借“金融+实业”特色定位，被誉为“金融街上的石油人”，其股权慈善信托创新实践或为行业转型提供新范本。

　　经济观察网7月14日，万泰生物(603392.SH)发布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5年半年度归母净利润为-16,000万元到-13,000万元，半年度实现扣非归母净利润为-26,000万元到-23,000万元。上年同期归母净利润为26,048万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为6,352万元。

　　万泰生物表示，业绩预亏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疫苗板块受行业政策调整及市场竞争等因素影响，短期销售承压，收入及利润同比显著下滑；IVD板块受政府集采降价、检验套餐解绑等因素影响，销售收入亦承压，导致整体净利润出现阶段性下滑。

　　7月11日晚间，香飘飘发布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预计上半年营业收入10.35亿元左右，同比下滑12.21%；归母净利润预计亏损9739万元，较2024年同期亏损扩大230%；扣非净利润亏损进一步增至1.11亿元，亏损幅度创近年新高。

　　公司解释称，由于今年上半年，受外部消费环境、消费习惯及消费需求等多种变化的影响，公司传统冲泡产品在旺季销售承压，叠加春节时点较上年有所提前，一季度的旺季持续时间缩短，冲泡业务提前进入淡季。

　　传统冲泡产品，是香飘飘的业绩核心。冲泡奶茶的销售旺季主要集中在春节假期前，按照惯例，经销商会在春节前10-15天完成备货。

　　今年春节时间为1月29日，这就导致今年的旺季销售时间比上年缩短，公司1月份的出货量同比大幅下降。

　　期间，为维护经销商和终端利益，香飘飘主动降低渠道库存水平，保持渠道和终端库存的良性健康，为下半年冲泡旺季的铺货和动销打基础。

　　从单季度来看，香飘飘已连续两个季度录得亏损。25Q1、25Q2，归母净亏损1877.5万元、7861.5万元，扣非净亏损2531.84万元、8592.16万元。

　　众所周知，香飘飘以冲泡奶茶业务起家，但该业务近年来增速放缓甚至出现下滑。根据财报数据，冲泡类产品占香飘飘收入70%以上，但受现制茶饮冲击及消费习惯转向健康化、便捷化影响，2024年该业务收入已下滑15.42%至22.71亿元，2025年一季度同比再降37.18%。

　　对此，香飘飘的战略转型早已开启，将增长希望更多寄托于即饮板块（以Meco果汁茶为主）。从业绩表现上看，香飘飘的即饮业务2024年营收增长8%至9.73亿元，其中Meco果汁茶增长20.69%。

　　但2025年增速明显放缓，即饮产品的增长未能有效对冲冲泡类产品的下滑，成为香飘飘近年来业绩承压的重要原因。

　　业绩亏损与增速放缓导致投资者对香飘飘的盈利预期大幅下调。2024年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E）降至7.41%，较2023年下降1.26个百分点。当前股价对应动态市盈率（TTM）为-75.32倍，显著低于消费板块平均水平。

　　截至2025年7月11日收盘，香飘飘（603711.SH）股价报收13.84元，较2019年8月盘中创下的35.09元历史高点累计跌幅超过60%。若以2020年6月8日的阶段高点33.50元计算，当前股价仍较其下跌58.69%。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分析指出，“香飘飘这几年一直在做转型，在做创新升级和迭代，但是整体的效果并不是非常明显，而且公司的费用一直都非常多。但是目前看来，我认为这个策略也不一定有非常好的效果，因为现在消费者讲究的是品牌和产品的调性，以及产品推广的触达率。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我认为香飘飘还是比较欠缺的，所以未来如何让新生代接受香飘飘这个品牌才是关键”。

　　金吾财讯 2025年7月14日，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收盘报7.1693，较上一交易日上涨17点。

　　金吾财讯 据交通运输部消息，根据国务院物流保通保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监测汇总数据，7月7日—7月13日，全国货运物流有序运行，其中：国家铁路运输货物7960.2万吨，环比增长1.47%；全国高速公路货车通行5307.6万辆，环比增长0.19%；监测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26043.5万吨，环比增长0.21%，完成集装箱吞吐量647.3万标箱，环比下降0.87%；民航保障航班13.5万班（其中货运航班4931班，包括国际货运航班3222班，国内货运航班1709班），环比增长1.42%；邮政快递揽收量约36.98亿件，环比下降1.18%；投递量约37.3亿件，环比增长0.51%。

　　初步统计，2025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2.8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4.74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2.74万亿元，同比多增2796亿元；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减少638亿元，同比多减558亿元；委托贷款减少513亿元，同比少减404亿元；信托贷款增加1443亿元，同比少增1655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减少557亿元，同比少减1808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1.15万亿元，同比少2562亿元；政府债券净融资7.66万亿元，同比多4.32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1707亿元，同比多493亿元。

　　“何以中国长期停滞”？或曰“弹性社会”，或曰“超稳定结构”，二说均试图解释中国传统社会何以长期稳定，但其视角、方法论和核心结论却差异明显，我们来比较一下。

　　“弹性社会”理论，将中国传统社会定义为“早熟而不成熟”的弹性结构，以其多元经济基础与复杂控制系统吸收变革能量，表现出“弹性”调整能力，却难以突破既定框架，其观察，以动态视角，故其所见，新旧因素并存，冲突与协调交替，展示出阶级对立与乡族互联互动，政权压力与绅权转化相交织，经济驱动与超经济强制共同作用于多元经济（国有、族有、私有）中。

　　而“超稳定结构”的定义，则基于中国传统社会——自秦至清的帝制时期，有一种“超稳定系统”，其特点表现为周期性震荡，如王朝更替、农民起义、外族入侵等动乱虽然频繁发生，但深层结构稳定，每次动荡后，社会总能通过系统调节恢复其原有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农民起义等动乱，反而作为其系统修复的“安全阀”，未能触动其根本矛盾，因而不会发生质变。

　　其社会形态由三个子系统耦合而成，其一，为政治结构，由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与皇权专制构成；其二，为经济结构，以小农经济为主，由土地私有制与地主—佃农关系构成；其三，为意识形态结构，以儒家伦理如“三纲五常”的核心价值构成。此三者，以其“耦合”形成强关联，相互强化维持其稳定性。

　　傅衣凌的“弹性社会”理论，指出其多元结构的韧性，例如，明清社会，虽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因乡族势力、官僚体制的上下制约，新因素被“死的拖住活的”，形成弹性往复，而非断裂。还有在地方与中央的互动中，乡绅阶层协调国家与基层社会的作用，既维护中央集权，又保留地方自治空间，成就弹性的政治基础。其经济形态，亦多具兼容性，如“一田多主”制、永佃权等现象，反映土地关系的灵活性，既缓解冲突又固化传统。

　　金观涛的“超稳定结构”说，表现为“系统自我修复”机制，王朝更替，通过重建小农经济和儒家意识形态，重新恢复旧秩序，如“汉承秦制”，循环不已；还表现为“意识形态固化”和“技术停滞”，儒学与科举制，排除思想异端，抑制变革动力，重农抑商政策压制商业资本积累，导致技术发展缺乏社会支持。

　　傅衣凌说是“弹性中的渐变”，他认为，社会虽未质变，但内部却已持续微调，如租佃关系货币化、商业资本渗透，其“弹性”使传统社会适应外部压力，使之无法突破原有结构。而金观涛则认为是“结构锁定下的循环”，强调系统通过周期性震荡（如农民起义）消除偏离，回归原稳态，变革被“吸收”而非积累。

　　两说具有互补性，表现为微观弹性与宏观稳定的互补，傅衣凌的多元结构说为金观涛的“超稳定”提供了微观基础；还表现为动态调整与系统锁定的互补，“弹性社会”理论更强调社会内部的能动性，而“超稳定结构说”更强调要突出系统的刚性约束。

　　“弹性社会”以其微观透视揭示传统社会吸收变革能量又囿于传统规范的矛盾性，突破了“停滞—进步”的二元叙事，而“超稳定结构”，则以宏观系统模型，解释了社会结构抗拒质变的深层机制及其结构性锁定，构成“变与不变”双重视角。

　　我们还可以将“两种类型”的城市——开封型与苏杭型，放到这“两种范式”下来解读，对它们进行一次再认识。

　　“苏杭型”城市，具有“弹性社会”的典型性特征——“早熟而不成熟”，自有一番“萌芽”气象，明清时，曾以工业扩张城市空间，形成经济主导的“府城+卫星市镇”格局，而有新旧经济形态共存、地方自治与中央集权互动的“伸缩性”表现。

　　然其经济，虽称“繁荣”，但依然受制于“超稳定结构”，未能突破其结构性的系统锁定，如明清以海禁抑制海洋贸易，商业资本始终以农业为“本”，错失了工业革命的临门一脚。

　　而“开封型”城市，则是个“超稳定结构”的典型，其兴衰周期，取决于治乱与治水的地缘政治，金、元以降，已失都城地位，但其系统，官僚体系与小农经济依旧，仍在维系。

　　其经济结构单一，明显“弹性”缺失，不离漕运，固守农本，短于多元土地建制，缺以区域分工形成的市镇体系。

　　如果我们对这两类城市做一下对比分析，就不但可见它们兴盛期的动力差异，如苏杭为市场化的内生增长，而开封则由政治权力主导的外生驱动；还可见衰落时期它们的路径分化，苏杭型表现为弹性缓冲下的渐进调整和“适应性停滞”，而开封型则表现为结构锁定下的系统性崩溃，陷入“失序—重建”循环。

　　苏杭型与开封型的分野，基于一方水土对“弹性社会”与“超稳定结构”的选择，江南选择“弹性社会”，成就其苏杭型市镇，中原倾向于“超稳定结构”，以此造就了开封型都城。

　　江南与中原，作为两大核心地理单元，天南地北，成为中国版图里最重要的两条历史地理线及其政治文化景观。

　　其差异，固由其天时地利的自然属性使然，亦与其各自所在的历史地理线在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中的分担相关联。

　　中原一线，以秦岭—淮河分界，据之以封邦建国，改朝换代，堪称为“一代王朝的生命线”，其范围，涵盖黄河中下游流域，核心区域，为关中、河洛之地，以大平原，环以山河。

　　而江南一线，先以长江中下游，曰吴楚，称两江，宋以后，名位东移，移至下游太湖流域，从“六朝古都”到“江南八府”，从白银时代“中国风”到工业革命的经济风暴来临，江南不仅成为全国经济中心，而且成为全世界的一个经济中心。

　　在文化方面，江南一线，亦堪称“文化中国的底线”，不但在文明的起源上，走在了中原的前面，而且在历史进程的各个阶段中，也步步领先，一直走在了前面，自上古迄于古代，从良渚神权古国到吴越技术霸权，再到楚汉文化对帝国的重塑，江南始终是一条与中原并行的文明轴线，其历史并非“追赶中原”的被动进程，而是以“技术突破—文化融合—制度创新”的自主演进。

　　汉朝虽定都长安，但其文化内核深受楚风浸染，经济命脉依赖江南资源，所谓“汉承秦制”，实为“汉融楚魂”。

　　尤其魏晋以降，六朝相续，维系中国浮沉，唐宋以来，金元交替，异族入主中原，明清迭代，认同中华一脉，其以江南为底蕴，与之同化，复兴国土，再建新王朝，重启攘夷篇。

　　旧朝颠覆之后，新朝又开基了，在王朝中国的地基里，“开封”维新，“苏杭”适之，中原与江南又达成了新统一。

　　可工业革命的风暴来临时，却非如此，虽然伴随列强入侵，但不是来中国做皇帝，而是来与中国做生意，不要改变中国政权，却要改变中国的经济，尤其要改变那个“超稳定结构”。

　　近代工业革命对中国“超稳定结构”的突破，本质上是外部力量与内部变革共同作用的结果。金观涛提出的“超稳定结构”认为中国传统社会通过政治（中央集权）、经济（小农经济）、意识形态（儒家学说）三系统的强耦合实现周期性震荡与修复，而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经济与思想的冲击则突破了这一闭环。

　　工业革命的“三重机制”，瓦解了“超稳定结构”，其一，经济先行脱嵌，小农经济解体，使政治失其物质基础，使意识形态脱离社会土壤；其二，政治失序反哺经济，地方割据与军阀混战为新经济因素提供了生存缝隙；其三，士人转型催化革命，以科学废科举，造就新知识分子，以民主废君主，推动制度革命。

　　工业革命不仅是技术变革，更是撬动中国“超稳定结构”的历史杠杆，其突破路径，以外部冲击启动系统震荡→新经济因素侵蚀传统基础→政治与意识形态被迫转型→耦合断裂后进入现代性探索。这一过程，充满暴力——战争、阵痛——社会解体、希望——启蒙运动，使中国从“超稳定”状态，转入“大变革”时代。

　　然而，“超稳定结构”解体了，中国并未解体，王朝崩溃了，中国没有崩溃，而是反弹起来，回应了“民主革命”的巨大的反作用力，非英国式的君主立宪，而是美国式的民主共和。

　　通过“回应”，我们发现，“超稳定结构”中的“稳定”二字，并非来自这个“结构”的本身，因为，“回应”的反作用力，非由此“结构”发出，故用“结构”的核心三要素——小农经济、中央集权与儒家学说，均“回应”不了此次的工业革命。

　　三千年来，改朝换代常有，而工业革命不常有，其三千年等一回，故曰“三千年之巨变也”。

　　那么，“回应”从哪里来？我们不妨回头去看中国的另一面，看一下“弹性社会”，就会发现中国的第一“回应”，来自民间社会的“弹性”，来自“资本主义萌芽”对“工业革命”的反应，来自“江南道路”对“英国模式”的转化效应，不是“开封型”城市的无奈之举，而是“苏杭型”城市的惊醒发出了“回应”。

　　洋务运动，兴起于江南，而非中原，是江南“弹性社会”的不屈的反弹，而非“超稳定结构”的强制使然，是“弹性社会”以其多元性和适应性来转化系统危机，并以其“弹性”的“回应”，生成新的历史机遇，而非“超稳定结构”的绝处逢生。

　　19世纪60—90年代，作为近代化的尝试，洋务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民间社会的“弹性”机制，却又因其未能彻底摆脱“超稳定结构”的制度性束缚，而难以超越被超经济强制限定的“弹性陷阱”，最终被内外夹击陷入结构性失衡。

　　工业革命打破了传统小农经济，“洋务”作为新经济因素，侵入其基础。对此，官本位的“开封型”城市，已是动弹不得，而民本位的“苏杭型”城市，则反而趁势摆脱了“超稳定结构”的强制，对外开放了它的弹性机制，不但兼容“洋务”，而且化为“运动”，使之如巨浪扩展的圈层，一浪接一浪的“内卷”。

　　这已不是小农经济的自发性的内卷，而是外来的新经济因素——“洋务”，深入其中的“运动”所带来的内卷。

　　好在“苏杭型”城市群本身，在其早期工业化的资本主义萌芽中，便已具备了“斯密型动力”，有过“斯密型成长”的经验，它自身虽未能以技术突破产生工业革命，但它却深藏了接受工业革命并随之而“工业化”的潜能，萌芽不死，仍在新生。

　　可“超稳定性结构”呢？尽管已在瓦解中，却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即便瓦解，也要一步一步来，带着“富国强兵”的面具，投奔到“洋务运动”中，迈出了它自救的第一步。

　　其自救也，以官办为主，通过创办军事工业（如江南制造总局）和民用工业（如轮船招商局），部分引入商股，如招商局就采取“官督商办”，形成“国有—私有”混合的经济模式。

　　其技术引进，带来新型工业化布局，以上海为中心，带动周边“早期工业化”升级，造就江南地区“官厂—民坊”群落。如上海机器织布局纺织机械改良，催生了无锡、南通等地小型纺织工场，这种技术溢出效应，强化了江南市镇经济的弹性。

　　官办“洋务运动”，虽在江南“弹性社会”的基础上开展，但其自身“超稳定结构”的残余还在，导致新旧经济的共生困境，形成“弹性陷阱”，其官办收入，多用于军费开支或官僚消费，而非扩大再生产，如江南制造局年耗银约百万两，但甲午战争前，仅造舰40余艘，其效率远低于日本同期。这种“技术依附性增长”未能转化为社会财富积累，导致“国”的失衡格局。

　　在政治结构上，也出现了地方势力的弹性扩张，松动了中央集权拧紧的分权螺丝，湘淮军阀，如曾国藩、李鸿章等，通过主导洋务企业，形成地方财政与军事自主的“半独立化”，其“督抚专权”类似“乡绅协调机制”，可谓对专制的弹性调适。

　　清廷为防范地方坐大，让户部插手各地官办企业，加剧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势力的博弈，导致政策拉锯，因而屡遭挫败，如张之洞筹办卢汉铁路，受限于户部拨款，被迫向比利时借款而失其路权，可见“洋务”弹性仍受制于清廷“超稳定结构”。

　　其于社会方面，江南士绅及其宗族资本，遭遇了工业革命的猛然一击，也开始了产业与身份的转型。如南通张謇、无锡荣德生，将地租收入转投于洋务企业或民办工业，形成“地主—资本家”的双重身份，或依托宗族网络——如荣氏家族的钱庄支持，或建立乡土权威——如张謇担任南通自治会长，构建起“企业—社区”一体化模式，延伸了“弹性社会”里的乡族协调机制。

　　这种资本转化路径，体现了传统乡族经济对“工业化”的弹性适应，如张謇开办大生纱厂，就依托南通原有的“棉—农网络”，进一步构建“棉垦—纺织—销售”一体化产业链条。

　　但是，民族工业兴起，未完全取代传统经济，而是形成“小农经济—手工业—近代工业”的混合结构，如无锡荣氏家族的茂新面粉厂与当地农村的麦作经济形成共生关系：工厂收购本地小麦，农民收入增加后购买机制面粉，形成区域性经济循环。这种新旧产业的互补性，体现了弹性社会“多元并存”的特征。

　　基于“弹性生存”原则，劳工阶层也在转化，由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转化为“洋务”工人，如江南制造局，雇工超2000人，但其管理方式，仍是封建工头制，不但薪资微薄，且无保障，如此劳动关系，提供了底层流动机会，也加剧了阶级矛盾。工人来自农民，其弹性生存，表现为保留农村土地作为退路，形成“半工半农”的弹性身份，以“离土不离乡”的流动模式，化解了工业化初期的资本血腥，但也阻碍了劳工的“阶级”意识的觉醒。

　　还有买办阶层的兴起，洋务企业虽说由官来办，但官家哪有能力真的来办？怎么办？解决问题的人，已经准备好了，那就是买办。买办不但在官商之间起到缓冲作用，而且充当了“土洋结合”的胶粘剂，以其洋务经验服务于本土企业，利用外资银行贷款缓解中国，如唐廷枢之于开平煤矿，虞洽卿等融资创办四明银行，其买办性使民族资本与外资形成共生关系，以其“依赖中的独立”体现了“弹性社会”对外来冲击的灵活反应。

　　正是在多元经济形态的弹性转换中，在传统经济网络的适应性转化中，依托于传统经济弹性中的多元所有制和地方市场体系，兴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工业的本土样式。

　　从江南丝织业转型中，可见手工工场与家庭纺织并存，形成“机器生产＋家庭代工”的混合模式，延续了弹性社会的“新旧共生”特征，此模式，既开源了原手工业者的技能，又节流了初期资本投入，显示了经济弹性对工业化的缓冲作用。

　　从资金来源看，近代民族工业的原始资本，或依赖地租转化，或来源于官僚资本，或由外国银行贷款，这种对传统势力和殖民资本的依附，暴露了弹性陷阱下的依附性发展，被“死的拖住活的”纠缠，导致其难以自主地形成独立的产业体系。

　　乡绅阶层的资本转化，不但通过地租积累投资近代工业，而且利用宗族网络组织劳动力，如招募同乡工人，以此，延续了弹性社会原来的“地方自治”机制，如此转化，既缓解了封建经济解体带来的社会震荡，又为工业化提供了本土路径。

　　转化，造就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以弹性社会的调和方式，一变“士农工商”的旧格局，让资产阶级认捐政治身份，将工人纳入封建行会管理，新旧阶层在妥协中磨合。

　　被制度约束的转化，在弹性结构的磨合中，已形成路径依赖，虽以“官督商办”和“奖励实业”之举，来对“超稳定”的政治体制作适应性调整，欲在弹性框架内转化危机，然而，充其量亦只能缓解其体制压力，却难免体制腐败和主权丧失。

　　其意识形态，也以有限的包容，将工业化纳入儒家伦理，通过“实业救国”之类的话语——如张謇所谓“父教育，母实业”，来调和其价值观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然其工业化，采取工头制管理，可见其思想弹性的乏力，以新式学堂（如京师同文馆）培养技术官僚，既推动变革又受制于科举废除后的身份焦虑。

　　历史的镜子，反映了“弹性社会”的限度及其变革困境，纯以技术移植难以突破“弹性社会”阈值，技术变革与制度惰性冲突不已，局部弹性与系统锁定，也成了一个悖论。

　　江南地区的经济活力，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因其主权缺失，反而强化了清廷对列强的财政依赖，为了王朝续命，不惜以关税抵押外债，形成“越开放越脆弱”的恶性循环。

　　而传统的现代性转化，也在“实业救国”实践中表明，缺乏产权保护与法治环境，弹性动力很难弹出“现代性”，在“弹性社会”的基础上，“洋务”受制于“弹性极限”，再怎么“运动”也难以实现历史性的突破，需要新的“革命动力”的来源。

　　民族工业以“弹性社会”为基础的协调性成长，以其脆弱却又生生不息的活力，催生了无产阶级的人口，催化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如立宪运动，为革命提供了阶级基础。

　　民族工业推动了新的城市化，如上海人口，从1870年20万，增至1920年200万，由此催生了市民文化，不断冲击儒家伦理的围城，使“弹性社会”的意识形态功能彻底失灵。

　　洋务运动是“弹性社会”的一次大规模调适，也是其内在矛盾的总爆发，它在经济上激活多元性却又因之陷入依附性增长，在政治上释放地方活力却加速了中央集权崩塌，在社会上推动阶层流动却未能建立公平秩序而表现为“弹性中的僵化”。

　　而民族工业崛起，则是“弹性社会”的“最后辉煌”，也是其解体的开端，其弹性滋养，以适应性调和新旧因素，从传统中转化出新的生存空间，然又难免弹性陷阱以其新旧共生的纠缠抑制独立工业体系形成，并导致弹性崩溃，出现经济依附性危机和阶级矛盾激化，终于推动中国从“超稳定”走向社会革命。

　　这一过程揭示，传统社会的弹性机制在近代化浪潮中，既展现了文化的柔软性和历史的适应性，也暴露了它的根本性局限——唯有打破新旧共生的惯性才能真正实现社会转型。

　　（作者近著：《走进宋画——10—13世纪的中国文艺复兴》，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金吾财讯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7月14日“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为113.02，比上周五下降0.33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113.12，比上周五下降0.38个点。截至今日14:00时，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为20.60元/公斤，与上周五持平；牛肉63.92元/公斤，比上周五上升0.6%；羊肉59.38元/公斤，与上周五持平；鸡蛋6.97元/公斤，比上周五下降0.9%；白条鸡17.21元/公斤，比上周五上升1.2%。重点监测的28种蔬菜平均价格为4.41元/公斤，比上周五下降0.2%；重点监测的6种水果平均价格为7.33元/公斤，比上周五下降1.6%。鲫鱼22.58元/公斤，比上周五下降1.6%；鲤鱼15.59元/公斤，比上周五上升0.6%；白鲢鱼10.36元/公斤，比上周五下降0.3%；大带鱼41.15元/公斤，比上周五上升1.0%。

　　几乎就在美国通过《GENIUS法案》的同时，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在积极推进稳定币相关立法。例如，韩国新任总统李在明上任不久，便宣布将允许本土企业发行稳定币；英国则于近期发布了关于稳定币发行、加密资产托管及加密资产公司财务稳健性的监管提案。而更早之前，我国香港已通过《稳定币条例草案》，建立了涵盖稳定币全生命周期的监管框架。一时间，承认稳定币合法地位、并将其纳入主流监管体系，似乎已成全球共识。

　　随着各国态度日渐明朗，企业家们开始意识到稳定币所蕴含的巨大商业价值，纷纷着手布局稳定币业务。比如，万事达卡（Mastercard）近日宣布将与金融科技公司Fiserv开展战略合作，允许用户以稳定币进行支付；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则透露，正在与稳定币发行商Circle合作，探索将USDC纳入其财富管理系统中的支付结算模块；而沃尔玛、亚马逊等零售巨头也跃跃欲试，积极评估自有稳定币的可行性。

　　虽然目前稳定币尚未在中国大陆获得正式的法律认可，但不少企业已表现出浓厚兴趣。比如，京东不仅开始筹备在全球主要货币国家申请稳定币牌照，其研发的稳定币也已进入沙盒测试第二阶段；蚂蚁集团则表示，将分别在香港和新加坡申请稳定币牌照，并尽快完成相关测试。

　　那么，这一受到各国政商两界高度关注的稳定币，究竟是什么？它有哪些关键价值，又潜藏着哪些风险？各国目前的监管路径如何？中国又应采取怎样的应对策略？

　　在正式开始讨论稳定币的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花一点时间介绍一下，稳定币究竟是什么。

　　通俗来说，所谓稳定币（Stablecoin），是指与某种价值相对稳定的资产（如法定货币、商品或其他加密资产）挂钩，以保持其价值稳定、避免剧烈波动，从而更好地充当价值储藏工具和交换媒介的一类加密资产。

　　不同类型的稳定币在稳定机制上存在较大差异，其使用的抵押物也各不相同。根据这些特征，我们可以将稳定币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法币抵押型稳定币（Fiat-collateralized Stablecoin）。这类稳定币由法定货币等链下资产作为储备支持，通常以1:1锚定某种法币。例如，Tether公司发行的USDT、Circle公司发行的USDC均锚定美元，发行方声称持有等额的美元或短期美国国债作为储备，用户可按等比例将其稳定币兑换为美元资产。

　　在实践中，法币抵押型稳定币一般由中心化机构发行与管理，其储备资产波动风险较低，安全性较高，因此被广泛用于交易与支付。由于它解决了加密货币与法币兑换的难题，显著降低了市场波动性，常被称为“加密世界的现金”。

　　第二类是加密资产抵押型稳定币（Crypto-collateralized Stablecoin）。该类稳定币以其他加密货币作为超额抵押，主要依赖智能合约维持价格稳定。以去中心化自治组织MakerDAO发行的DAI为例：用户需存入价值高于一定比例的以太坊（ETH）等加密资产作为抵押，方可借出DAI。智能合约会根据市场价格动态调整抵押率并自动清算，以保障DAI始终具备足够支撑。

　　由于其抵押物本身波动性较大，为维持稳定币价格，这类产品通常要求超额抵押，其抵押率往往高于100%。这类稳定币主要依托区块链程序运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去中心化和透明化。不过，它的稳定性高度依赖于抵押资产的市场表现，在极端行情下可能出现抵押不足、触发币值波动。

　　第三类是算法稳定币（Algorithmic Stablecoin）。不同于前两类，算法稳定币不依赖于具体资产抵押，而是通过算法调节代币的供给，以维持锚定关系。例如曾一度流行的UST，它不具备任何实际抵押资产，而是与治理代币LUNA构成“双代币系统”，通过“销毁与铸造”机制来保持与美元的1:1挂钩。

　　具体而言，当UST价格高于1美元时，用户可销毁LUNA并铸造UST；当UST跌破1美元时，用户可销毁UST铸造LUNA，在市场上出售LUNA获利。通过这种机制，理论上LUNA将吸收UST的价格波动，后者得以稳定。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不具备实际资产抵押，算法稳定币的风险极高。在市场剧烈波动时，若算法无法及时稳定币价，便可能发生“脱锚”甚至。2022年5月，UST即因遭遇挤兑而快速脱锚，导致大部分价值蒸发。这一事件极大地削弱了公众对算法稳定币的信心。

　　此外，一些文献认为，还存在“商品抵押型稳定币”。例如由黄金支持的PAXGold即属此类。不过，由于市场规模相对较小，本文未将其单列为独立类别。

　　总体来看，法币抵押型稳定币由于机制透明、锚定明确，仍在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截至今年5月，该类稳定币总市值约为2043亿至2450亿美元，占整体稳定币市场的90%-93%。其中，USDT市值约为1576亿美元，占比62%-67%；USDC市值约为340亿至610亿美元，占比15%-23%。

　　相比之下，加密资产抵押型稳定币更适用于去中心化金融场景，应用相对小众，5月总规模约为190亿美元，占比7%-8%。算法稳定币则更多处于实验阶段，受UST影响，其市值占比已降至1%以下，且公众信任仍待恢复。

　　最初，稳定币主要流行于加密行业内部。2010年之后，随着加密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采用加密币进行交易。然而，比特币、以太坊等早期加密币价格波动剧烈，日涨跌幅动辄达10%至50%，显然不适合作为交易媒介使用。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迫切需要一种价值相对稳定的代币，来承担交易媒介和价值储藏工具的职责。于是，2014年前后，USDT、BitUSD等一批稳定币应运而生。

　　2017年，“去中心化金融”（DeFi）开始兴起，人们可以在区块链上进行各种金融投资活动，频繁的交易进一步推动了对稳定币的需求。许多去中心化交易所（DEX）和借贷协议都选择以稳定币作为主要流动性资产。由于稳定币价格稳定，能有效减少交易过程中的成本，因而很好地支撑了DeFi生态的成长。可以说，DeFi之所以能发展出当前的繁盛生态，稳定币功不可没。

　　随着时间推移，稳定币的影响逐渐超出加密行业，其用途也被越来越多的人发掘。尤其在以下几个领域中，稳定币的作用尤为显著：

　　在传统金融体系中，跨境汇款往往程序复杂、耗时漫长且费用高昂。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第三季度，全球汇款的平均费率为汇款金额的6.62%，到账时间为1至5个工作日。而通过区块链发行的稳定币，则可绕过烦琐的中介网络，实现“支付即结算”，显著缩短支付链条，成本通常可控制在汇款金额的1%以下，到账时间缩短至几分钟之内。

　　更重要的是，这种方式可显著提升金融普惠性。没有当地银行账户的跨国企业或务工人员，仅需各自国家的数字钱包，即可实现国际转账。

　　随着稳定币规模与信誉度的提升，一些大型支付和科技公司开始尝试将其引入日常支付场景。以PayPal于2023年发行的稳定币（PYUSD）为例：用户可通过PayPal平台用稳定币在线购物、支付服务费用等，并享受低手续费与即时到账的便利。

　　在电子商务之外，稳定币在点对点支付中也展现出显著优势：个人可通过数字钱包直接转账稳定币，无需银行中介与高额手续费，显著降低交易成本。尤其在金融服务发展滞后的地区，稳定币支付为用户提供了重要替代选项。例如，在部分拉美国家，商户接受稳定币付款，以规避本币通胀与汇率波动的风险，使稳定币成为一种日常支付手段。

　　在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中，民众深受高通胀与本币贬值困扰，不得不寻求更稳定的价值载体。在此情境下，锚定美元等强势货币的稳定币成为抗通胀的重要工具，成为投资热选。例如，土耳其、阿根廷等国家的用户已大量购入USDT，以对冲本币贬值风险；而在委内瑞拉等高通胀国家，稳定币被广泛用于日常购物和储蓄。可以说，稳定币已在多个国家成为重要的避险资产和价值储存手段。

　　除了以上日常应用，稳定币还在大国博弈和宏观经济调控中扮演着特殊角色。以美国为例，稳定币至少具有两个至关重要的用途：

　　在现行国际体系下，美元是全球公认的“通用货币”。其在流动性与安全性方面优于其他货币，因此各国更倾向于将其作为外汇储备。这一地位为美国带来了诸多红利，不仅扩大了其财政与货币政策空间、向全球输出通胀，也增强了其金融影响力和地缘政治优势。

　　然而，这一地位的代价是巨大的。为维持美元的主导地位，美国必须不断向全球“输出”美元，而这往往依赖于贸易逆差，即美国需从世界各国大量进口商品，以换取美元外流。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在维持美元主导地位与控制贸易赤字之间存在根本矛盾，这被称为“特里芬难题”（TriffinDilemma）。

　　长期以来，美国忍受贸易赤字以维持美元霸权，导致制造业外流、产业工人失业、社会分化加剧。这一模式日益难以为继。那么，如何既保障美元地位，又减少贸易赤字？一个关键思路就是：绕开贸易环节，直接向全球输出美元。显然，美元稳定币有望承担这一“代理”职能：它可在全球流通、满足国际支付与储备需求，在不增加实际贸易逆差的前提下，扩大美元供给，巩固其“通用货币”地位，从而为解决“特里芬难题”提供突破口。

　　目前，美国国债总规模已突破35万亿美元，单是支付利息就让财政压力倍增。而美元稳定币对缓解美债危机具有独特作用：

　　一方面，稳定币的广泛使用可降低对美元现金的依赖，从而减轻美联储通过宽松货币政策满足全球美元需求的压力，而货币宽松正是美债快速膨胀的一个诱因；

　　另一方面，出于利润考虑，稳定币发行机构往往将储备资产配置在美债上，从而扩大美债需求，压低其收益率，减轻美国政府的利息负担。

　　正是出于上述两点考量，美国政府才表现出对稳定币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度，主动推动其发展。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无论从微观层面的实际使用，还是从宏观层面的国家战略，稳定币都展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

　　所谓凡事有利必有弊，稳定币也不例外。尽管其具有广阔的应用潜力，但同时也蕴含着诸多潜在风险，尤其以下几个方面，尤需引起重视：

　　第一，稳定币的大规模使用可能对主权货币造成替代，削弱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控能力。

　　这一影响在本质上与历史上的“美元化”（dollarization）现象颇为相似。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拉丁美洲和东欧部分国家因经济动荡、货币贬值，国民与企业纷纷转而使用美元而非本币进行交易。随着美元逐步取代本币成为通行货币，这些国家的央行难以再通过调控货币供应影响经济运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此严重受限。

　　当前市场上多数稳定币都锚定美元，一旦某国民众大规模以稳定币替代本币进行交易，该国事实上也将面临“美元化”风险，其宏观政策空间和执行效果也将显著压缩。

　　稳定币因其价值稳定、交易便捷、成本低廉，常被用于跨境支付与匿名交易。但这些交易大多脱离了传统银行体系，也就相应脱离了现有的监管框架。尽管区块链上的交易记录理论上公开透明、可追溯，但由于地址与用户身份之间缺乏明确关联，实际上极难识别真实资金流向与交易意图。

　　在此背景下，稳定币极易成为非法活动的工具。例如，网络黑客通过系统漏洞索取USDT赎金、不法分子在暗网使用稳定币进行非法交易、恐怖组织利用稳定币融资洗钱，甚至部分高净值人群利用稳定币进行资产转移以避税。

　　与传统银行或支付机构类似，稳定币发行方同样面临信用、市场与流动性等多种财务风险，其风险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储备资产质量与稳定机制的设计。

　　理论上，稳定币发行方应保证用户可随时按币面价值赎回，但在实际中这一承诺并不总是成立。对于抵押型稳定币而言，若储备资产不足或配置了高风险投资，资产缩水后便可能引发兑付危机，进而引发市场恐慌甚至挤兑，最终造成。历史上BasisCash、IronFinance等项目便因储备不足而兑付失败，最终导致系统瓦解。

　　至于算法稳定币，其稳定机制更为脆弱，一旦短期内出现大规模赎回需求，极易发生机制崩溃。例如Luna币的暴雷事件，便清楚地揭示了此类风险。

　　稳定币依赖区块链及其基础设施运行，一旦区块链系统出现技术漏洞或攻击事件，稳定币的安全性与稳定性也将受到直接影响。

　　首先，区块链网络可能因交易量激增、攻击或设计缺陷而出现拥堵、中断甚至分叉，导致稳定币交易无法正常进行。例如，Solana链曾因交易量飙升而陷入拥堵，系统长达17小时无法处理交易，其上的稳定币支付功能也随之瘫痪。

　　其次，区块链共识机制（如PoW、PoS）或验证节点若因中心化程度过高、算力不足或遭遇恶意攻击而失效，也会使稳定币用户面临损失。2020年，DeFi平台Warren因智能合约漏洞导致约9300万美元的稳定币资产被错误分配，尽管通过社区治理挽回了部分损失，但数据丢失与验证机制脆弱性暴露无遗。

　　再次，黑客攻击仍是稳定币领域的一大威胁。例如，跨链DeFi平台PolyNetwork曾遭黑客攻击，在短短34分钟内被盗走价值逾6.1亿美元的虚拟资产，其中很大一部分为稳定币。

　　综上所述，尽管稳定币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其快速发展也带来了货币替代、金融犯罪、兑付危机与技术失控等多方面风险。若希望充分发挥稳定币的积极作用，必须正视这些潜在问题，并有针对性地设计与完善相应的监管机制。

　　针对稳定币可能带来的上述风险，许多国家和地区已陆续出台相关法律，并设计了相应的监管办法。具体来看：

　　第一，针对锚定外币的稳定币可能削弱本国货币主权、影响货币政策稳定性的问题，多个国家对非本币稳定币的发行与流通作出了一定限制。

　　以欧洲为例，其在加密资产监管方面一直处于全球前列。早在2023年，欧盟即通过《加密资产市场监管规章》（MarketsinCrypto-AssetsRegulation，简称MiCA），构建了相对完备的加密资产监管体系。

　　MiCA将稳定币分为“电子货币代币”（EMTs）和“资产参考代币”（ARTs）两类，其中，前者大致等同于本文所说的算法稳定币，后者则相当于两种抵押型稳定币。根据MiCA规定，对于锚定非欧元的ARTs和EMTs，一旦其在欧元区用于支付的日均交易笔数超过100万笔，或交易金额超过2亿欧元，发行方必须停止发行，并在40个工作日内提交压降计划。换言之，欧盟为非本币稳定币设定了严格的交易量“红线”，以防其在日常零售支付中的过度普及，进而维护欧元区的货币主权。

　　此外，欧洲央行等机构还持续监控市场中非欧元稳定币的流通状况。一旦发现外币稳定币占比上升，便会发出政策警示。例如，2024年，欧洲央行曾公开表示，美元稳定币可能会削弱欧元区的货币政策效力，呼吁MiCA加强对其监管。

　　除限制外币稳定币外，也有部分国家选择扶持本币稳定币以巩固货币主权。例如，新加坡积极支持锚定新加坡元的稳定币项目，以在鼓励创新的同时保持政策主导；阿联酋则大力发展锚定迪拉姆的稳定币，以对冲外币稳定币的影响。

　　第二，针对洗钱与非法金融活动问题，各国主要通过提高合规门槛和技术手段应对。

　　欧盟在MiCA中明确要求稳定币发行方及交易平台严格执行“了解你的客户”（KYC）制度，对用户身份进行审查，并完整记录交易过程。对于高风险交易，特别是涉及大额跨境转账的，需开展额外的尽职调查。同时，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VASP）需利用链上监测工具，识别诸如频繁小额分拆转账等异常模式，并及时上报可疑资金流向。此外，平台还被要求使用制裁筛查系统，自动识别与欧盟制裁名单有关的交易对象。

　　为应对跨境洗钱活动，欧盟还通过Europol和FIU情报网络，促进成员国之间的信息共享，强化整体反洗钱能力。

　　第三，针对稳定币潜在的财务风险，多个国家通过资质审查与储备金制度强化风险控制。

　　MiCA规定，稳定币发行方须获得所在成员国国家主管机构（NCA）的授权；若为信用机构，则需获得监管批准的白皮书。发行方必须以1:1的比例持有流动性强的储备资产，这些资产须由受监管银行托管，并定期接受审计，构成、估值与托管方式均需符合严格要求。为了防止稳定币“变相吸储”对传统银行体系造成冲击，MiCA还明确禁止稳定币向持有者支付利息。

　　第四，针对稳定币的技术性风险，多国通过技术标准、第三方评估与沙盒机制降低技术冲击。

　　MiCA要求稳定币发行方采取强有力的网络安全措施，确保底层区块链系统的稳健性与韧性。欧洲证券与市场管理局（ESMA）被授权对发行人和平台的技术设施进行定期评估，以防数据丢失、智能合约漏洞或系统性攻击。

　　此外，考虑到新技术的快速演进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越来越多国家引入“沙盒监管”机制。例如，新加坡和阿联酋都规定，稳定币若涉及新兴底层技术或交易架构，必须在沙盒中完成测试验证后，方可正式推向市场。此举不仅降低了技术风险，也为政策设计赢得了观察窗口。

　　毫无疑问，欧美等国家对稳定币的积极推动，势必会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造成冲击，也将带来一系列新的机遇与挑战。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必须高度重视稳定币的发展动向。

　　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我国具有特殊的国情：不仅金融监管体系与欧美差异显著，且已率先推出了具有一定替代性的数字人民币。因此，我们绝不能盲目跟风，在当前条件下贸然大力推动稳定币的发展。综合来看，“谨慎关注、积极研究、合理监管”，或许是中国现阶段应对稳定币浪潮的最佳态度。

　　鉴于稳定币可能对货币体系与金融秩序造成冲击，亟须加快制定相关法规，尤其要将锚定人民币的境外稳定币纳入监管视野。应明确其准入门槛、合规标准、反洗钱义务与信息披露要求，并对不同类型的发行机构与稳定币用途进行分级分类管理，从源头防控非法金融活动，保障金融系统安全。

　　可依托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枢纽地位，加快推出离岸人民币稳定币。当前，全球98%以上的稳定币市值锚定美元，人民币的国际化迫切需要在数字资产时代寻找新的突破口。通过发行离岸人民币稳定币，不仅可扩展人民币在跨境电商、数字游戏、虚拟资产结算等新兴数字场景中的使用范围，还能帮助构建更具可控性的国际支付渠道，提升人民币在全球结算体系中的份额。

　　稳定币与央行数字货币在某些场景上具有互补性。稳定币目前在跨境支付、加密资产交易等领域表现活跃，而数字人民币则已在国内生活缴费、购物消费等场景实现广泛落地。应探索二者在跨境结算、数字资产兑换等方向的协同机制，借助稳定币在国际市场上的流通性优势，反哺数字人民币的海外应用推广，从而提升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体系中的整体竞争力。

　　总的来说，稳定币的风口，中国不能错过，但必须以维护金融稳定为前提。如果贸然推进，导致对现有金融体系的扰动，那将是得不偿失的。唯有在安全可控的框架下，结合国情推进制度设计，才能真正把握这一轮数字金融浪潮的战略机会。

　　在艺术探索的深邃星河里，“可以?幕后计划第二回”重磅推出艺术家宋宇翔的个人艺术项目，一场震撼心灵的视听盛宴即将拉开帷幕。此次展览将独家呈现宋宇翔的最新影像力作《恒星》，这部精心雕琢的作品犹如一把独特的钥匙，将为观众打开一扇通往奇幻艺术世界的大门。

　　步入展览空间，观众仿若踏入一条神秘的时光隧道。《恒星》以极具张力的视觉语言与细腻的叙事节奏，构建起一幅精妙绝伦的动态图景。作品巧妙地将私密记忆与集体历史交织融合，时而镜头聚焦于艺术家个人成长历程中那些充满温度的瞬间，泛黄的老照片、斑驳的旧物件，承载着专属的情感与故事；时而又将视野投向宏大的集体历史场景，那些在时代浪潮中涌动的记忆碎片，以独特的方式呈现在观众眼前。在光影的交错变幻中，观众将随着画面一同穿梭于不同的时空维度，感受记忆的模糊与清晰、个体与群体的碰撞。

　　通过《恒星》，宋宇翔深入探索时间与存在的哲学命题。影片中，闪烁的恒星既象征着永恒不朽的时间，又隐喻着个体在浩瀚宇宙与漫长历史中的渺小与坚韧。艺术家以极具创造力的拍摄手法与后期制作，让时间在画面中具象化，或是以缓慢流逝的光影模拟时间的绵长，或是通过快速切换的场景表现时间的瞬息万变。而对于存在的思考，则贯穿于每一个画面、每一段情节之中，引导观众在观赏的过程中，对自我的存在价值、生命的意义展开深刻反思。这场展览不仅是宋宇翔艺术创作的一次全新突破，更是一次邀请观众共同探寻艺术深层内涵与人生真谛的奇妙之旅，值得每一位艺术爱好者前来沉浸式体验。

　　7月14日讯 近日，全国多地小鹏P7+车主集中反映车辆转向系统存在安全隐患。据车主描述，车辆在行驶中（含雨天和高速路况）突发方向盘沉重锁死、转向助力失效现象，仪表盘同步弹出“检查电子助力转向系统”警报，部分案例已触发险情。相关反馈指出，首批出厂的小鹏P7+转向机接口防水设计或存缺陷，漏水可能导致转向机短路。对此，小鹏汽车售后提供了打胶密封或更换转向机的解决方案。此外，已有400余名小鹏车主组建维权群，要求企业公开承认缺陷、召回问题车辆并更换合格转向机。

　　就此问题，某小鹏汽车销售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证实：确有P7+车主反映类似转向故障，建议受影响车主第一时间前往授权门店进行检测维修。该工作人员同时表示，在非人为损坏前提下，车辆质保期内可享免费维修服务。

　　金吾财讯 央行公布数据显示，6月末，本外币存款余额327.46万亿元，同比增长8.6%。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320.17万亿元，同比增长8.3%。上半年人民币存款增加17.94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10.77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1.77万亿元，财政性存款增加1.25万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2.55万亿元。6月末，外币存款余额1.0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7%。上半年外币存款增加1655亿美元。

　　金吾财讯 央行公布数据显示，6月末，本外币贷款余额272.57万亿元，同比增长6.8%。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68.56万亿元，同比增长7.1%。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2.92万亿元。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增加1.17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减少3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1.17万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57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4.3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7.17万亿元，票据融资减少464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增加331亿元。6月末，外币贷款余额5609亿美元，同比下降10.6%。上半年外币贷款增加188亿美元。

　　金吾财讯 央行公布数据显示，6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330.29万亿元，同比增长8.3%。狭义货币(M1)余额113.95万亿元，同比增长4.6%。流通中货币(M0)余额13.18万亿元，同比增长12%。上半年净投放现金3633亿元。

　　马将开发体育钓鱼港口项目吸引投资者。马渔业部长施亚姆近日宣布，政府计划在全国五个地区开发体育钓鱼港口，并将向国内外投资者开放相关项目，以推动渔业多元化发展。政府已确定五个建设体育钓鱼港选址，港口将配备鱼市、赛事组织办公区、餐厅、咖啡馆、钓具商店及烧烤设施等配套服务。相关项目正处于行政审批阶段，不久后将向本地及国际投资者正式开放。

　　巴西Poder 360网站7月3日报道，据巴西全国汽车经销商联合会统计，今年上半年，巴新车销量达114.3万辆，同比增长4.82%，涵盖轻型乘用车、轻型商用车（如皮卡和厢式货车）、巴士和卡车。轻型乘用车和轻型商用车销量为107.7万辆，同比增长5.05%。由于送餐、送货、个人通勤需求增长，今年巴摩托车新车销量有望突破200万辆。

　　巴西CNN官网7月3日报道，据巴西旅游部和联邦警察局统计，今年上半年，巴共接待外国游客超533万人次，同比增长48.2%，创历史新高，今年有望提前实现原定于2027年实现的810万人次目标。巴旅游部长萨比诺表示，巴旅游业快速发展得益于改善基础设施、扩大航空网络、培训专业人才和实施国际推广战略。

　　巴西工贸部7月4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巴出口额为1659亿美元，同比下降0.7%；进口额为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8.3%；贸易额为3016亿美元，同比增长3.2%；进口额和贸易额均创新高。今年上半年，巴前五大贸易伙伴为中国、美国、阿根廷、德国、荷。